“我们看见了闪电，那是冒出的火光；接着我们听到了雷声，那是大炮发出的巨响；然后我们听见哗哗的雨声和汩汩的流血声；到了我们收割庄稼的时候，我们收获的却是男人们的死尸。”

　　这本书的名字来自美国废奴时期的一位领袖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约1822—1913）的话。

　　弟弟罗杰在药物的作用下独自躺在床上，这个场景浮现在作者杰丝米妮·瓦德（Jesmyn Ward，1977— ）的脑海里：“或许他正想着太平洋上的天空，一望无尽的海水滔滔不绝，与彩霞相连，最后消失在地平线处。”当晚，“罗杰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那是2004年，罗杰只有23岁。德蒙是作者的朋友，生活在毒品泛滥的街区里，那里“每两个亲朋中就有一个是毒贩子，而年长的亲朋则是吸毒者”。和罗杰的贫苦童年不同，德蒙的父母都有稳定的工作，家里有游泳池，他努力避免自己卷入周围的厄运，却在一天被人开枪打死，人们说他正去为一宗案件作证的路上。那年德蒙22岁。

　　短短四年时间内，这样的事在作者身边发生了五次，他们都是有着深肤色的年轻男子，生活在美国南方这个叫迪莱尔的小镇上。杰丝米妮·瓦德在回忆录《我们收获的男人们》里一一写下每个人的故事，他们的死看似偶然，却聚集在由肤色划分的人群和美国南方深处的这个地方。

　　塔布曼描述的场景似乎属于过去，却仿佛在瓦德的讲述中在当代美国重新浮现。在这本回忆录里，和分别描述作者身边五位男子的章节穿插的，是瓦德自己的成长经历。可以想象在其童年的种种困苦，但瓦德的讲述始终带着对故乡的温情，既展示那伤痕，也希望在讲述中抚平。

　　回忆录总是让人体验到两层时空，一个是讲述的过去，一个是写作的现在，彼时的不幸对于现在来说，像是舞台上发生的事，尤其对许多晚年的讲述者，时间让一切显得遥远。瓦德写到，母亲为了维持生计到一个富裕人家打工，雇主了解到瓦德一家的情况后提出资助作者到学费高昂的圣公会学校去上学。

　　尽管这意味着母亲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直在这家工作，但读到此处，想到作者后来通过教育离开家乡One体育，在密西根大学获创意写作硕士学位，又成了杜兰大学的创意写作教授，小说《拾骨》和《唱吧！未安葬的魂灵》分别于2011年和2017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如此成就或已是今非昔比，尤其有机会写作本书，甚至有了世界另一头的读者，更暗示这或许是一个苦尽甘来的故事，但读下去却仿佛是今昔之间的一堵墙被打破，舞台上的场景和台下的生活深深连在一起。

　　瓦德高中毕业后离开家乡，在斯坦福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后在密西根大学获创意写作硕士，毕业后发现：“我的英语学士学位和艺术硕士学位在以沿海经济为主导的南方几乎一文不值，因为这里被赌场、工厂、医院和军事基地所主宰。”瓦德辗转到纽约工作，也就是在那里的时候，One体育传来了弟弟去世的消息。深深的悲怆和作为生者的愧疚始终无法散去，“明知自己对家乡有很多的恨，恨那里的种族主义、不平等和贫穷，这也是我离开那里的原因，可我还是深爱着家乡”。她回到美国南方的密西西比故乡，决心做点什么，她写道：“作为生者，我们应当做自己必须做的。人生如一场飓风，我们围上木板来封存我们可以保存的东西，俯伏在地，蹲在地上风吹不到的一小块地方。”

　　瓦德曾谈到，托妮·莫里森是她文学上的启蒙，她曾在一次颁奖礼上见到这位文学偶像，对她的话印象深刻：

　　《我们收获的男人们》最后一章的标题“我们在这里”或许正来源于此。瓦德写下了故乡的残酷往事，逝去的亲友重现在她带着温情与敬意的笔下。杰丝米妮·瓦德接过莫里森的笔，继续书写着历史幽魂困扰下的美国南方故事。

　　四年时间，作者的五位亲友接连意外离世，他们的死看似毫无关联，却因身份和地点交织在一起。这些黑人青年生活在美国南方深处，代际贫困笼罩着他们的生命。在对往事的追思中，作者展现了在南北战争结束超过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种族主义如何通过经济和教育差异深度体制化，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黑人青年。怀乡的温情混杂生者的愧疚，作者最终回到故土，写下他们和自己的故事One体育，让那些被冰冷的统计数字所遮蔽的鲜活面孔重新浮现。

　　每个人都背负着不同的枷锁上路，把苦难吞进肚里，在必须坚持真实的自我的时刻，还要不忘记在爱的人面前妥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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